系统转型-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的基本方略

　　2021年9月24日，习近平在向2021中关村论坛视频贺词中提出：“中国支持中关村开展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随后，不仅是中关村，合肥高新区、深圳高新区、杭州高新区（滨江）等高新区也积极响应，主动确立了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的目标。可以说，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不仅是我国在百年大变局的新形势下，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着眼点，也是我国第一梯队的高新区（也包括其它类型的开发区）竞相追逐的发展“皇冠”。然而，虽然一些园区纷纷发布了自己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的规划或方案，但作为一个新近提出的政策目标，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尚需在概念层面进一步廓清其内涵，同时在实践层面，也需要进一步理清思路，凝练任务，用更加系统科学，符合发展规律的政策，推进世界领先科技园区的建设。

　　一、世界领先科技园区，领先在哪里？

　　二战结束以后，伴随着蓬勃兴起的以微电子、生物医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和迅速演进的全球化进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批科技创新实力突出、占据产业价值链高端、同时扮演新兴高科技产业策源地角色的创新高地，例如美国硅谷、以色列特拉维夫，以及我国的中关村等。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是这些区域崛起的机会窗口，而全球化带来的市场空间、生产性资源和人才红利，是这些区域能够崛起“多高”的助力条件。简而言之，这些区域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个是在科技创新能力和高科技产业发展上的高水平；一个是要素主体在物理空间上的高集聚（意味着，这些区域的“能力表现”是具有空间特定性和空间专属性的）。这些区域，就对应于我国政策概念中的“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以下对区域和园区不做刻意区分）。

　　世界领先科技园区，顾名思义，自然是在科技创新实力和产业发展水平方面处于世界领先位置的园区。但科技和产业上的领先，只是世界领先科技园区的表象或者结果，发展模式（或发展系统）的领先，才是世界领先园区的本质和原因。换而言之，世界领先科技园区的领先，是领先在“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上。不能武断的认为，所有世界领先科技园区都采用了一样的发展模式，但美国硅谷作为世界领先科技园区的“头把交椅”，其所首创和代表的创新发展模式，却是全世界竞相效仿的对象，并且从现在来看，硅谷模式仍是最具竞争力和创新力的模式。

　　那么硅谷模式是什么呢？本文认为，硅谷模式包含两个层次，分别是区域层次和企业层次。在区域层次，硅谷模式是指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在硅谷之前，大学和产业基本不发生联系，而“硅谷之父”弗雷德·特曼秉持“构建大学与产业的共生关系”的哲学，通过成立斯坦福大学研究所、向当地公司开放课堂、促进斯坦福工业园发展等手段，播下了硅谷产学研融合的创新基因，而这一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至今仍是硅谷蓬勃创新力的核心源泉；在企业层次，硅谷模式则是指“极客+产品经理+风险投资”的创新型企业模式。首先是“极客+产品经理”构成了硅谷企业的内部创新模式，标志着硅谷企业不同于以往科层制的“循规蹈矩”的大企业，硅谷企业极度重视人的才能，极度重视搜集整合现有技术，进行集成创新、产品创新和颠覆式创新。这一创新模式，显而易见的，有“特种部队”式的能力优势和快速响应，把握市场先机的效率优势。硅谷的创新企业还主要利用风险投资（而之前企业则主要靠自有或借贷资金的方式创业）作为资金来源。而风险投资，已经被证明是适合激进创新或颠覆式创新的一种融资模式。

　　简而言之，硅谷模式就是“创新体系+创新型企业”。硅谷不仅是这一模式的首创者，并且至今仍代表了这一模式发育的最高水平。为什么这种模式能够实现领先呢？因为它能够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最大程度的调动和利用各种主体和要素服务于创新过程。虽然产学研融合的创新体系已经成为我国科技政策的“热词”，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时至今日，我国大学和企业之间的人、财、物的流动仍然存在各种壁垒，尤其是人才旋转门尚未建立起来，在促进产学研结合方面，仍然任重道远。另一方面，在创新型企业方面，我国却涌现了一大批“硅谷范”的创新型企业，在某些领域的创新创业方面，展现出不逊于硅谷企业的创新力。

　　二、我国的园区发展系统

　　以中关村为代表的开发区是我国创建世界领先园区的主体。然而，开发区在我国的出现和蓬勃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我国不是新技术革命的原发地，加上开发区实际上主要发挥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功能，所以我国开发区无论是在结构形态，还是政策体系上，都更像一个“生产系统”而非“创新系统”，即我国的开发区主要服务于“生产成本的降低”或“生产的再扩大”，而非服务于“创新的产生和价值实现”这一过程。下图就是我国当前开发区的一般性构造，主要有这样几个特征。